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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昭陽,日治時期,日本人看不起的一介台灣殖民地草民,奮力苦讀,考入競爭激烈的東京第一高校、東京帝大,使台灣新聞界大事報導。

1925年,更以一個殖民地大學生之姿連中三元,先後通過行政科高等文官、司法科高考及大藏省(財政部)的就職考試,創下台灣甚至是日本教育史上的奇蹟

1946年,創辦第一所由台灣人所設立的大學「延平學院」。

1948年,成立「延平中學」迄今。

 

        昭陽,台北板橋人,生於西元一九三年。早歲從父習漢文三年,八歲入板橋公學校,十五歲以未足齡考入國語學校。一九二一年,卒業於國語學校(十八歲),在大哥驕陽的鼓勵下,瞞著雙親,與好友曾人模同船赴日,插班東京私立麻布中學四年級,就讀不到一年,即以第一名成績擔任班長,旋又考上競爭最烈的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首開台灣子弟考上一高的紀錄。當時,台灣新聞界廣為報導,激發其父親及許多台灣人對教育的重視,也替四個弟弟打開了到日本留學之路。

一高三年的學習生活,在其獨立自主、自由放任的學風的薰陶下,對於人格的養成和思想的啟迪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九二五年,考入東京帝大經濟學部。大二時就通過極其不易的行政科高等文官考試,大三時又通過司法科高考及眾所矚目的大藏省(財政部)就職考試。以一個大學還沒有畢業的殖民地學生,連中三元,締造如此輝煌的戰果,簡直成為日本教育史上的奇蹟,於是新聞爭相報導,造成很大的轟動,贏得了日本人無比的敬重,也帶給台灣人莫大的鼓舞。

東大時期(坐者)與友人合影 

        斯時,朱昭陽的指導教授、對殖民地台灣素表同情、對朱昭陽極其賞識的矢內原忠雄師,欲留其為助手(助教,在當時是極其難得的機會),朱昭陽以答應大藏省在先而予以婉謝,但對矢內原師的賞識和提携之情,不曾或忘。台灣總督府欲以朱昭陽為宣傳樣板,邀請朱昭陽回台服務,但朱昭陽以不滿其對台灣人的差別待遇而給予拒絕。

朱昭陽不滿日本殖民統治,心中永遠存著台灣。初到東京不久,就在國語學校學長吳三連先生的引領下加入「新民會」,其後積極參與,結識林獻堂、蔡培火、楊肇嘉諸先生,為支援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為爭取台灣人的前途而奔走。

台灣旅日菁英餐會合影,後排左三 

        一九二八年,朱昭陽進入大藏省,初被派在理財局調查課兼專賣局管理課,屬判任官,三年後升奏任官,調往專賣局大阪分局。此後,直迄一九三七年的六年當中,調動頻仍,由大阪、高崎、金澤、熊本而廣島等分局,擔任課長級的職務。平日與日本俊秀為伍,欲以工作表現來證明台灣人的能力、素質絕不比日本人差,只是被無情地歧視而已。

朱昭陽先生(中坐者)擔任日本專賣局高崎支局長時與同儕合影,在日本人普遍鄙視台灣人的當時,朱先生能當上日本官員的主管,實屬不易。 

        一九二九年,與黃坤卿女士締結良緣,由李延禧先生福證。黃女士是台南市人,出身書香門第,遊學東京明華齒科。婚後,夫妻鶼鰈情深,育有一女(秋月)、二子(耀沂、耀源),而今皆卓然有成。

朱昭陽先生與黃坤卿女士新婚合影 

       

        一九三六年,日本廣田弘毅組閣,軍部掌控一切,軍國主義思想高漲,戰爭風雲日緊。翌年,朱昭陽調回東京,深感山雨欲來。不久,「蘆溝橋事變」發生,中、日正式開戰,一九四四年,朱昭陽擔任專賣局總局的主計課長,升上高等官二級,為日據時代台灣人行政官的最高。日本保守官僚竟然利用機構改制,將朱昭陽降調為群馬縣專賣局高崎支局長。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使朱昭陽因而免於戰爭的浩劫,減輕戰時物質匱乏之苦,也因家住東京,便於與台灣旅日菁英聯絡。翌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朱昭陽遂能與謝國城、宋進英等發起組織「新生台灣建設研究會」,並被推為會長,準備回來為建設台灣而努力。


中年時期家庭合影 

 

        一九四六年二月,朱昭陽舉家偕魏火曜等六、七百位台灣人、乘坐戰後從東京開來台灣的第一艘遣送船──冰川丸,船抵基隆,足登故土,內心的興奮和激動非言語所能形容。在埔仔墘老家骨肉歡慶團圓以後,應台北市長游彌堅之命,接長市立大同中學,並應魏清德先生之邀,協助整頓「台灣合會儲蓄公司」(今台灣省中小企業銀行)。

朱昭陽早以教育桑梓為念。深覺建設台灣,首在培育人才,而培育人才,須從辦學著手。為籌募辦學基金,與劉明先生奔走於南北道上,並組織董事會,敦請林獻堂先生出任董事長。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晚上,延平學院假私立開南商工學校操場舉行開學典禮,一千名學生在微弱的燭光下聆聽朱昭陽的訓詞:「我們要當荒野暗夜中的螢光」的呼聲,劃破了寂靜的夜空,台灣人創辦的第一所大學就這樣誕生了。那知道開辦不到半年,「二二八事件」發生,遂遭到停辦的厄運。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朱昭陽即展開逃亡。事變過後,魏道明接任台灣省政府主席,其主任秘書羅理同為一高同學,推荐朱昭陽出任合作金庫常務理事,其後任職長達二十六年。朱昭陽剛進合庫時,其業績不及三商銀的四分之一,當他退休時,已超越三商銀之上,運籌帷幄之功,實不多讓。


一九四九年九月,朱昭陽遭情治人員「綁票」,苦受「百日黑牢」。在「白色恐怖」時代,多次遭到檢舉,甚至因為不肯加入國民黨而深受困擾,朱昭陽寧辭合庫常務理事,不為所屈,感動了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張厲生先生,他說:

「朱昭陽是一個有氣節的人,大家要尊重他。」
朱昭陽不入黨的心願始獲成全。


        延平學院關閉後,朱昭陽時時以復校為念,在羅理先生的協助下,延平補校於一九四八年九月正式開學,至一九五九年,日間部改制為中學,是為今日延平中學的由來。在朱昭陽和宋進英先生等多位教育工作者的辛勤耕耘下,從寄人籬下到自建宮牆,延平在風雨中成長。擔任延平四十四年校長後退休,於一九八九年轉任董事長,並延請粟竹松校友接任校長,薪火相傳。


        朱昭陽自奉甚儉,布衣粗食,却將其全部退休金,湊足到新台幣貳佰伍拾萬元,捐獻給延平做為「育英獎學金」。朱昭陽教澤固不局限於延平,許多家境清苦的上進青年,受其栽培獎掖,而今個個有成,他們有教授、有醫師、有工程師等,服務在台灣、日本、美國各方。

朱昭陽先生晚年.jpg


朱昭陽是一個剛毅木訥、望之儼然、即之也溫的教育家;也是一個堅持原則、有守有為、風骨嶙峋的長者。他寧可放棄做官、發財的機會,也要與延平長相廝守,因為他認為:

「生命的意義,不在當大臣,而在培養大臣。」

而今半個世紀即將過去了,延平不僅成為作育英才的搖籃,更成為濁世中的一股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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