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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學巨擘吳濁流先生《無花果》英文版譯者感言

 

台灣人自治思想(Taiwanese Regionalism)的源頭

By Duncan B. Hunter

 

 

    無論是英國人的「白種人的負擔」(The whiteman’s burden),法國人的「教化的使命」(la mission civilisatrice),美國人的「天賦的命運」(manifest destiny),或其他用語,人們通常都認為「殖民」以及為合理化殖民現象所提出的精巧措辭,都是專屬於西方人的。

    但存在著另一種殖民主義,那就是在1945年日本被打敗之前,橫跨於今日蘇俄的庫頁島到台灣島之間的廣大日本殖民區域。

    吳濁流(1900-1976)的前45年,就是在日本的統治下度過的。他的祖先於1804年從中國廣東遷徙到台灣,他算是來台第五代的客家人。

    幼年的吳濁流在祖厝的斷垣殘壁中玩耍,那是日本軍隊為了逮捕他的叔父而將之夷為平地的。他聽聞過反抗事蹟,以及隨之而來的大規模處決。他熱切地傾聽年老的私塾教師告訴摯愛的爺爺「總有一天自由會到來」。

    做為日本教育體系中的教師,吳濁流苦嘗著殖民統治的不公不義:對日本人的偏袒、住宅及薪水的差別待遇,以及日本人的傲慢。他也咒罵自己不敢挺身為自己的權利而戰。

    但他與日本人的關係卻是愛恨交織的。他痛恨這個體制,卻結交了日本人摯友,而且在一趟日本之旅期間,也因聽聞了日本民主人士所闡述的自由理念而激勵、震驚。

    雖然他深深地感受到自己的「中國性」(Chineseness),但他卻只會日語和客家話。1941年,當他來到戰爭時期的上海,他開始認識到自己所呈現的怪異模樣:他是一個中國人,卻不會說中國官話,持有日本護照,並被中國大陸人士視為日本走狗、被日本統治者視為潛在叛徒。

    直到那時為止,他一直理想化心目中真正的祖國,這個祖國的滿清異族統治者在1895年無情地將台灣割讓給日本。但來到中國之後,他感到自己是個外人。他逐漸認識到無法在中國獲致自我實現,這令他想起了無花果,傳說它只在無人看得見的地方才開花。他先後做了譯者和記者,幾個月之後,便決定永久地回到台灣。回台後他成為記者,並在空暇時寫作。

    當台灣在1945年重新歸還中國時,吳濁流「回歸祖國」的夢想終於實現,但這一切很快地轉變成夢魘。取代日本人的,是一群投機取巧的中國人,他們忽視了台灣人渴望參與解除殖民統治的熱情。1947227,緊急的情態具體展現在幾位中國查稅官員和一位女性菸販的嚴重對抗之上。怒氣蔓延,一群憤怒的當地群眾開始攻擊警察局和兵營──這些都是中國統治權力的象徵。隔天,228,暴力行為擴散全島。行政長官陳儀也從中國大陸請求援兵以為回應。中國軍隊在五天之後到達,展開從北到南的鎮壓,島上數千名受過教育的菁英因之喪命。

    在《無花果》的結尾,吳濁流呼籲台灣人及島上的中國人要為了台灣的未來共同合作,這強烈地暗示著,年輕時期他所渴望的祖國,已帶給他太多失望與傷害,讓他不得不得出這個結論:台灣,而非中國,才是他真正的家。

    吳濁流自身的日、中文著作,他所創辦的文學雜誌《台灣文藝》,以及他慷慨成立的吳濁流文學獎,都對台灣文學的再生做出了重大貢獻,因此他在台灣享有崇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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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花果》是吳濁流以中文寫成的回憶錄,內容涵蓋日治時期及戰後初期的台灣,最初於1968年以三部份刊載在《台灣文藝》第19號(4月)、20號(7月)、21號(10月),當時台灣仍處於肅殺的戒嚴狀態。然而,即使它處理了二二八事件這個禁忌主題,卻沒有遭到查禁,可能是《台灣文藝》發行量不高的緣故。197010月,林白出版社推出了《無花果》的單行本,雖然立即遭到查禁,卻也因此提高了它的知名度。

    19843月,《生根》雜誌以雜誌的版式重印了《無花果》,透過報販私底下流通著。目前,該書由前衛出版社出版,像其他台灣主題的書籍一樣,在全台各地書局公開販售。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票房電影《悲情城市》的主題之一,導演侯孝賢是台灣的電影工作者。

    1969年有了《無花果》的日文譯本,刊登在第65-69號的Chugoku雜誌。

 

無花果,雖無賞心悅目的花朵,卻總能在被踐踏的土地上,悄悄地結起纍纍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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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
  • 客家話方係正統中文, 北方官話滲雜胡語.